幫台北背44年十字架的小島

44年前,一場洪水氾濫,整個台北市泡在水中,位在台北市外圍的社子島,就此為首都台北市背上了十字架。為了保護台北市免受洪災的威脅,築堤、禁建、禁止開發,三道緊箍咒將社子島的居民緊緊鎖在堤防裡。

一旦洪水氾濫,社子島將由河水任其淹沒。會留在這個地區的只有三種人:沒有能力搬遷出去的中低收入戶、世代居住於此的人,以及想要領特定補助金的人。因此,使得這個區域出現三多,獨居老人多、弱勢族群多、及破落景象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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幫台北背44年十字架的小島 (攝影/張家毓)

三道緊箍咒,讓弱勢惡性循環

延平北路尾,一直上演孩子爭取上學的拔河

社子島沒有享受到50年台灣經濟奇蹟的發展,島上不見5層樓以上建築,因為禁建,老舊房子失修,部分已出現危樓;經濟上的弱勢家庭遍布,也造成孩童的教育,長年處在一個資源分配不均的環境下。

紀錄片導演楊力州接受日本NHK委託,希望他拍攝一部能夠代表台北市的樣貌;和台北市繁華成強烈對比的社子島,很快的從他的腦海中跳出。為了拍攝紀錄片取景,曾經在社子島窩了幾個月。「我明顯的看到孩子走不出去的感覺,」楊力州說。

他認為,社子島的處境像是一個小孩玩的躲貓貓遊戲,防洪堤那堵牆40多年來把社子島隔離起來,政治人物築起高牆,卸任之後就忘了這邊還有這麼多人住在這裡,完全把他們遺忘了。在楊力州新書《寶貝,別太快長大:導演楊力州寫給女兒的未來書》中,特別就小孩的教育提出探討。他認為社子島的這堵高牆讓孩子不敢面對外面的世界,加上父母親的弱勢,形成惡性循環,讓孩子的教育出現重大危機。

每到選舉時候,社子島才會回到人們的記憶裡。歷任台北市市長都把開發社子島列為重要政績,問題是,經歷了吳伯雄、黃大洲、陳水扁、馬英九與郝龍斌五位市長,其中兩位市長當了總統,一位當上國民黨黨主席,離開市長這個位子,很多人爬得更高;社子島卻還停在築起防洪堤的44年前,原地踏步。

「孩子每天出家門,看到的是破舊的房子、雜草叢生的地方;都市孩子出家門,看到的是高樓大廈、各式商店,光是視野上的刺激就不一樣,」社子島上的富安國小校長陳玟錡說。社子島上連便利商店都沒有,「小學的課程中,會帶小學生到便利商店,讓他們知道要怎麼買東西、付錢,在這裡,連便利商店都沒有,只能帶到傳統的雜貨店去學習。」從小在社子島長大,現在在富安國小擔任輔導主任的徐敏華,感觸最深。這些學生少了對新事物的刺激,對新環境容易有排拒感,而無法融入當地。

僅有一橋之隔,橋的這一端是繁華、人聲鼎沸的士林夜市,在社子島的這一端,則是隨處可見的資源回收廠、鐵皮屋、地下工廠與農田。社子島位在延平北路七段到九段,延平北路前面一端,就是歷經風華的大稻埕;路另一頭的最末端,卻一直上演孩子們爭取去學校上學的坎坷之路。

以下是我們在採訪現場目睹與生命拔河的故事……。

6月的畢業季節,正是學子歡欣迎接升學的心情,但對於社子島的孩子來說,想要去學校念書,卻不是一條理所當然的路。


差點無法上學的美美

老師聯手搶人,從賭徒爸爸手中保住學生

「我是她爸爸,我要來帶我女兒走,不行啊?」美美(化名)的爸爸,上衣敞開、光著腳丫,嘴裡嚼著檳榔,語氣激動的對著福安國中的校長施俞旭,和站在一旁的老師們說。「沒有人不讓你帶你女兒走,但是今天是她要去學校報到的最後一天,如果不去,美美就少了一個機會,」施俞旭耐心的解釋著。

「好啦,我會帶她去。」美美的爸爸滿口答應,施俞旭卻一點也不相信。對酗酒又賭博的爸爸來說,小孩不需要念這麼多書,趕快賺錢更重要。幾番的你來我往,美美的爸爸很不情願的在同意書上簽名。當他簽字的那一剎那,校長、老師們淺淺的嘆了一口氣,他們內心欣喜,又幫一位學生保住念書的機會。

這樣的戲碼,每年在福安國中的校門口總要上演幾回。這是一場沒有繩索的拔河賽,老師跟家長拔河,決定著學生是否有機會升學。「父母看不到未來的錢,只會看到明天的錢,」施俞旭說。所以,孩子一畢業就要他出去工作賺錢,老師、校長在國中努力了半天,好不容易輔導孩子有升學的機會,很可能就在最後關頭,前功盡棄。

因為這堵牆限制了社子島的經濟發展,房子老舊無法翻修,便宜的租金,卻吸引更多物流中心、工廠來此設廠。光是印刷廠就有3百多家,是台北市印刷廠的集中地,加上其他行業,至少有上千家的工廠,隱身在社子島中。問題是,社子島不准設立工廠,政府卻默許工廠在此林立,任其排放污水,污染基隆河與淡水河。在交錯的工廠中,有家具訂製工廠,以及技術難度高、純手工製造的手術燈罩廠;也有地下油行、資源回收場,其間穿插著農田,成了社子島的風貌。

擺攤賣香腸的小吳

國中時還是文盲,17歲再度輟學跳陣頭

小吳(化名)就是在這樣的經濟背景下長大,從一開始,他的學校教育之路就走得格外艱辛。

「開學的第一天,他從公車下來,全身髒兮兮,書包也沒帶,手上只拿著一個生滿鐵鏽的鉛筆盒,」校長施俞旭記憶猶新的說著。令他驚訝的是,小吳居然是個文盲。「他認不了幾個字,話也說不太清楚,我無法想像,他國小是怎麼畢業的?」施俞旭用驚訝的語氣說著。「他未來可能是個問題人物。」施俞旭當時心中想著。

沒多久,小吳開始偶爾不來學校,後來演變成連續幾天都沒在學校出現。根據教育局規定,學生只要三天沒到校上課,學校可以報請列為中輟生。自此,這個孩子就會放逐街頭,淪為游民或社會毒瘤。

施俞旭不願意放棄這個孩子,找了福安國中家長會會長林璟翔商討,要如何來幫忙這個孩子。打聽過後,聽說小吳晚上在夜市擺攤,「我們輪流到夜市,一攤攤的去找,最後看到小吳一個人站在角落,顧著父親的香腸攤,」林璟翔說。既要顧及小吳的顏面與打探真相,家長會的幾位成員,輪流自掏腰包,一邊打香腸,一邊從小吳的口中套出情況。「怎麼自己顧攤,爸爸怎麼沒來?」問完後趕快做訪談紀錄,試圖拼出全貌。

原來,做資源回收、好賭又酗酒的父親,常常把攤子丟給小吳照顧,跑去賭博。小吳白天要到學校上課、晚上還去夜市顧攤,長久下來,第二天爬不起來去上課。加上學校老師教的看不懂、聽不懂,更少了去學校的動力。

「顧攤有什麼關係,小孩就是要幫我賺錢的,」施俞旭形容當時與打著赤膊、滿嘴酒味的小吳父親的對話內容。小吳雖然偶爾不來上課、課業普通,卻是安靜、不鬧事的孩子,施俞旭找來地方上的有力人士跟小吳父親溝通,還幫忙安排工作,有固定收入、事情安排妥當後,小吳終於從街頭走回學校,靜下心來念書。

原本可能會被放逐街頭的孩子,不僅擺脫文盲行列,順利從國中畢業,還上了高職。


原本以為這是個快樂結局,被校長、家長會長以及老師聯手從街頭救回來的小吳,學生生活持續不了多久,難逃父親希望他快點出社會賺錢的期待,高一下學期再度離開學校。這一次,沒有雞婆的校長跟爸爸拔河,小吳跟學生生活說再見,走回街頭,現在每天打零工、去跳陣頭。

小吳提前離開學校的戲碼,兩年後在妹妹的身上重演。國中特招才放榜,爸爸不希望妹妹繼續升學,何況是念一個學期要2萬多元學費的高職。「我們要想辦法讓妹妹去念書,」施俞旭說。這個家族的成員有些複雜,有人從事性交易,有的則在廟會工作,還有的流連在賭場。「我怕妹妹不去上學,可能會步上堂姊(從事性交易)的後塵,」施俞旭擔心的說著。

你知道爸爸不讓妹妹念書的事嗎?「隨便他,我管不了他,也不想管他,」小吳一副事不關己的說著。「唉,妹妹太單純了,被『欺負』了都不知道。」表面上小吳不關心妹妹,但說話的眼神、語氣,充滿了無力感。

17歲,正在做夢的年紀,個頭不高的小吳,說起話來,世故的跟個大人一樣。聊天期間,他忍住不拿檳榔咀嚼,滿口的紅牙,說明了他的生活模式。但小吳畢竟還是孩子,大熱天裡,特別穿了件新買的羽絨衣,想要博得一聲讚美。

難逃父親家暴的小俊

常被爸爸追打,一度自豪三年級就會打老師

長得酷酷的小俊(化名),可是福安國中的風雲人物。「老師,我小學三年級時就會打老師,」小俊拿過去的豐功偉業向老師示威著。

這位從新生訓練就缺席的小俊,生長在父母離異的家庭,雖然跟父親同住,卻是由阿嬤帶大的孩子。阿嬤除了要照顧小俊,還要照顧中風、行動不便的丈夫,堅強的維繫著這個三代同堂的家庭。

喜歡在牌桌上流連的小俊父親,手頭不順時常常會伸手跟阿嬤要錢,動輒以暴力做為「溝通」方式,「他的爸爸會從屋裡追打他到外面來,」阿嬤心疼的說著。為了不讓愛孫成了情緒發洩的替代品,阿嬤申請了家暴令。這樣的環境下,小俊學習到用動手來解決問題,也有嚴重的情緒障礙。

「我就是控制不了,我就是想要發洩,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打了老師,」已經高一的小俊,現在談及七年前的往事,還很清晰的敘述著。到了國中,小俊發洩情緒的方式沒改,只要同學惹他,他會用打架的方式解決。小俊和同學打架的行為,在其他國中可能就是記過處分,嚴重一點,可能會被要求轉學。

「每一個孩子我們都不能放棄,都要救!」施俞旭結合老師的力量,要把情緒障礙的小俊救回來,導師幾乎每晚一通電話關心,醫護室的護士阿姨,也都加入挽救行列。

打架,難免會掛彩,醫護室是小俊除了教室外,最常去報到的地方。「護士阿姨要我如果生氣的時候,不要打人,拿拳頭去打牆壁,」小俊說。「有時候你會聽到牆壁咚咚的被敲著,就是小俊在打牆壁發洩,」曾擔任小俊導師,現在是福安國中輔導室主任的許尤美說。

牆壁打多了手會痛,加上慢慢控制情緒,小俊花了兩年的時間,終於學會不要用武力來解決問題。

此外,老師還發現小俊連英文26個字母都認不了幾個。英文老師利用課餘幫小俊加強,從最基礎的認字到發音,一個原先可能被老師、被學校放棄的孩子,靠著自己的努力,走回正軌。暑假還到附近工廠打工,把賺到的錢交給把他一手帶大的阿嬤,成了貼心的小孩。

一個台北,兩個世界

首都裡的邊陲弱勢,等待教育與政策解救

孩子教育、貧富差距、隔代教養、外配家庭、獨居老人,可以想像到的問題與現象,都可以在社子島內找到。

社子島,是一個離台北市最近,卻最偏僻的鄉下。說它近,路底是鴻海董事長郭台銘當年畢業的海洋技術學院(前身中國海專),學生搭公車到台北車站,只要25分鐘;說它遠,只有到了選舉時,民意代表把開發社子島當作政見時,才會重回人們的記憶。


1970年被台北市以「台北地區防洪計畫」列為滯洪區後,注定了社子島44年來,扮演保護台北市居民犧牲者的角色,一旦洪水氾濫,社子島將由河水任其淹沒。將近50年來的停滯,房子沒有辦法翻修,房屋租金只有台北市的三分之一,租金便宜成了外來人口落腳台北市的第一站。

會留在這個地區的只有三種人:沒有能力搬遷出去的中低收入戶、世代居住於此的人,以及想要領特定補助金的人。因此,使得這個區域出現三多,獨居老人多、弱勢族群多、及破落景象多。

三個數字凸顯出社子島的弱勢

福安國中的學生低收入戶占48.2%,加上單親及隔代教養的弱勢家庭超過70%。鄰近富安國小的外籍配偶高居25%。還有更多手上持有祖先傳承下來,因為擁有極少的土地持分,無法被列為低收入戶的家庭。

在福安國中,兩個中至少有一位同學,不是三餐溫飽有問題,就是由爺爺奶奶帶大的孩子。「這些孩子普遍出現退縮、自卑的現象,」長期在社子島進行研究的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闕漢中說,少了多元化的刺激,明顯的感受到孩子欠缺自信心。「教育,才有機會改變孩子的未來,」東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濮世緯說。

對於社子島小孩,楊力州格外有感受,「『邊陲』一直都是我選擇記錄的原因, 有的是空間地理位置的邊陲,也有的是心靈狀態的邊陲。但我一直相信,就是在最邊陲的地方,我反而可以感受到人性最美麗的時刻。」他也認為,我們適當伸出援手,就會讓他們生命找到出路。

硬體要改變不難,只需要政府一紙禁建解禁令就可以,問題是,光是拆遷、補償,談了快半個世紀,還找不到共識。改建、都更只好擱著。棘手的是軟體要如何加強?

「我們是台北市的次等公民,」社子島美學會會長林素貞說。「社子島沒有圖書館,沒有電影院,當地的文化特質怎麼建立?」林素貞說。長期關心社子島發展,還主動走出來舉辦蚊子電影院,就是要讓社子島的人在硬體還未改變前,先靠文化元素涵養內在。「需要有更多外來的人力進來協助,社子島才有機會改變,」林素貞說,「高樓,不一定適合社子島,但政府機關始終沒有人願意認真傾聽居住在這個地方的人,真正的聲音。」

橫亙在延平北路六段與七段間的堤防,猶如是一堵讓社子島人民心靈禁錮的牆,把這堵牆推倒,意味著既然走不出去,在外面的人至少可以進來,給社子島居民同等的對待,讓島內的人眼界拉開,給孩子一個公平的未來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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