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閉症兒子半夜不斷吼叫⋯一位被自責淹沒的媽媽給照顧者的啟示:學會「劃清底線」,被照顧者不是你人生的全部

本書作者潘妮・溫瑟爾成為一名照護者,因為她摯愛的兒子亞瑟確診了自閉症。潘妮以自己的經驗,加上與其他照護者的訪談,提供了真實且充滿力量的信念與工具。她堅信,創造一個讓照護者與失能者不再恐懼為自己發聲的環境,是整個社會的義務。
潘妮希望幫助每一個照護者學會善待自己、尋找社群、面對悲傷、體驗喜悅,並告訴他們:「你不孤單,而且你已經做得夠好了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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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多照顧者心中總是會存有「我是不是做得不夠好」的自我懷疑。

昨晚糟透了。兒子的大聲呼叫,把我從沉睡中拖了起來。等我清醒地發現周遭仍是漆黑一片,睡眠不足的危機讓胃開始脹痛。我伸手拿起手機,默默祈禱時間比我想像得晚。手機上閃現的時間是凌晨兩點半,我心中滿是恐懼。校車還有五個多小時才會來,我們只剩下四個小時的睡眠時間,但是從他呼叫的聲調判斷,今天晚上我們誰都別想睡了。一個小時後,我們母子倆坐在廚房的地上。我哭個不停,而亞瑟則自顧自地背誦著他最喜歡的電視節目腳本,這是他自我安撫的方法。亂丟的食物、因為毯子沒有鋪平而發飆,以及亞瑟不准我上樓看他妹妹是否因為他的大叫而被吵醒等等情況,是我們最後待在廚房的原因。而我之所以哭個不停,則是因為自己不久前的憤怒以及對亞瑟大吼大叫的行為。我真的非常希望在這種時候,自己只是個不受感情干擾的機器人,或是一個可以保持冷靜以及在情感上稍稍保持一點距離的學校老師,情緒不會一點就著,我希望自己可以成為堅不可摧的冷靜地基,讓兒子能夠隨時在上面摔撞磕碰。我們後來抱在一起,我向他說對不起,而他也用他唯一知道的抽象語言對我說「對不起,媽咪」,我的心都碎了。我累死了,然後我突然意識到我們兩個可能都被女兒的感冒傳染了。

當亞瑟生病時,他本來就低的抗壓性直接全部揮發。而我在生病時,處理崩潰的能力也劇烈下降。這種時候,我竟然無法提供他更好的照護,實在太不公平了。在這樣一個他需要我安穩地待在他身邊的晚上,我卻因為疲憊與氣憤,在他的火上添油加柴。那件事過了多年以後的現在,我知道自我打擊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。但是我依然希望自己能做到不可能的事情。我想當個完美的媽媽。

身為一個失能孩子的母親,有很長一段時間,我始終不認為我對自己有特別高的期待。我只是做我認為需要做的事情。事實上,我覺得那些事情只是最低要求。我並沒有設定高標準,我這麼告訴自己。亞瑟值得我最妥善的對待,但是我怎麼做都不夠好。我甚至從不覺得自己所做的接近過「足夠」這兩個字。在無數個夜晚,我研究著治療方式與早期介入治療的問題。與許多人以為的情況相反,在亞瑟的診斷結果出來後,我們幾乎是立即被人揮揮手送出門外,沒有任何協助與支援。我們沒有人可以徵詢、沒有任何行動計畫,更別提任何介入輔導了。我們真的就只是自求多福地直到孩子上學,所有能夠得到的協助,全都必須自己主動搜尋,幾乎沒有任何人可以提供任何指引。

我花了無數小時細讀網路上的各種網站,希望能弄清楚下一步該怎麼做。文件、研究以及收費提供早期介入的私人開業治療師資訊,讓我不勝負荷。充斥著各種恐懼因子的論文,描述著孩子3歲時必須出現的進展,以及5歲、7歲前絕對、一定要出現,否則就永遠不會再有的進展。有些家庭描述因為某某治療方法的發現,他們付出了收入的損失與治療費共六百萬元進行全時間治療,結果孩子的人生在短短兩年後就被改變的奇蹟故事。「不過,難道你不會為了自己的孩子付出一切嗎?」資料上這麼寫。任何稱職的父母,為了確保孩子得到人生中必要生活技能的最大可能,不是都會辭去工作、提高貸款金額、橫跨全國、導入重大的生活變化?攤在我面前的,是排山倒海的資訊、成千上萬種花費很多很多錢、很多很多時間,或既花很多很多錢,也花很多很多時間的治療方式。

所有故事都大同小異:「我們幾乎要放棄希望了,我們試了如此多種做法,然後某某治療方法的出現改變了我們的人生,現在小強尼可以如我們曾經夢想的那樣走路、說話、吃東西、睡覺與排便。別放棄希望!世上確實有一種對你的孩子有效的治療方式。有志者事竟成!只要你有足夠的信心,奇蹟就會發生。」為了把充滿驚恐的父母口袋裡的錢全都榨出來,歧視殘疾的身心健全主義(Ableism)與消費主義的恐怖攜手合作,全力運轉。

當我和照護者對談的時候,完美主義是一個不斷出現的議題。或許在涵蓋了各種關係的照護環境中,一般社會大眾對我們的期待,讓我們這些父母照護者變得極為脆弱。儘管在各種照護環境下,大家需要承受的壓力本來就夠沉重了,但是無論怎麼做,永遠都不夠好的感覺,卻更讓許多父母不知所措。這也是本章之所以要聚焦在父母照護者身上的原因。

當我們照顧的對象是伴侶或父母時,或許他們還有時間在有能力的時候,稍稍緩和我們的恐懼,讓我們知道自己已經做的夠多了。我所交談過的每一位成年失能者,他們對於與照護者之間的關係、對於擁有既能幫助他們,又能瞭解他們希望儘可能獨立的需求,而且為了支持他們以及他們的將來奉獻所有的伴侶,都懷抱著感激之情。但是身為父母,不論撫育的孩子是否失能,都得不到這樣令人安心的保證。或許「我們死後有誰來照顧孩子」這個始終無所不在的恐懼因素,也在其中作祟,因為這個問題會讓身為父母的我們承受無法負擔的壓力。如果我們可以納入更多治療方式、如果我們可以再努力一點,或許腦子裡那個知道我們對「我死後孩子會變成什麼樣子?」這類問題根本無解的暗黑聲音,就會安靜一點。

什麼時候才能真正當一個母親

潔思・莫克斯漢(Jess Moxham)和我曾喝著咖啡、吃著肉桂麵包討論過這些似乎無法克服的初期壓力。我們兩人的兒子出生日期只差了幾天,都是在離家兩哩內的醫院出生,但是兩個孩子的失能狀況大不相同。班(Ben)出生的時候非常虛弱,有腦性麻痺的問題。他終身都要坐在輪椅上,雙手的活動力有限,進食時也需要透過鼻胃管。潔思還記得班接受治療的最初幾年,她所承受的強大壓力。她回憶在某一天,她彙整了一張所有職能治療、語言治療與心理治療的活動,外加所有預約的醫師門診時間、鼻胃管進食和尿布更換的總表,結果發現一天完全不夠用。「我什麼時候才能真正當他的母親?」她這麼想。

當我們兩人從網路上讀到其他母親為自己的孩子做的額外事情時,我們都出現了類似的反應:難道我們放棄工作,全心全意專注在孩子身上,不是為了讓他們充分發揮潛力嗎?如果我不做這些額外的事情,我就是個不稱職的糟糕母親嗎?網上看到的這些故事,最終全都會歸納出一個結果,那就是如果父母犧牲得夠多,就一定會成功。但是我覺得這樣的壓力讓我處在分崩離析的狀態中。我的腦子裡永遠不停地轉著各種想法:萬一音樂治療對亞瑟確實有效,怎麼辦?如果我們不試試看,永遠都不會知道這種方式有沒有效。萬一他18歲時依然無法做這件事或那件事,怎麼辦?屆時我永遠也不會知道這是不是因為當初我沒有讓他嘗試音樂治療。所以我們必須試試音樂療法嗎?但是我們負擔得起嗎?花一小時的車程去上三十分鐘的課程,我們做得到嗎?我們一定得做到,不然我永遠不知道有沒有效。如果我努力了,但沒有幫助,或許是因為我不夠努力。

貫穿在這些追求完美想法的中心思想,是滲透到我們社會每一個角落中、歧視殘疾的身心健全主義。我們的文化公開但間接地告訴我:如果我兒子不能說話,或不能輕鬆地與人互動,都是因為我努力不夠,不然就是他不夠努力。不論是哪一種原因,這種——套用艾倫・狄波頓的用詞——「人類的完美性」,最後只會讓我們全陷入失敗的感覺中。當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個爸爸或媽媽和大家分享他們的艱困、抒發著他們因為無法聽到自己孩子的聲音而悲傷時,通常大家的留言都是「別放棄希望!」這種情況讓我感到無比難過。我們可以對自己失能的孩子永遠抱持希望,但同時也要接受他們或許永遠也無法透過語言溝通的可能性。

潔思告訴我:她看過一本有關一個腦性麻痺孩子的書,孩子的母親辭職在家,全心全意教導孩子閱讀與打字。這個孩子之前就讀的學校認為他母親不可能成功。這本書所傳遞的訊息—假定技能的重要性—很強大,潔思發現她看完這本書後,開始自我懷疑她對班的一些決定。「如果他長大了一點,卻仍不識字的問題在我,怎麼辦?」她對我這麼說。我點點頭,回想起到現在都還會爬上心頭的類似不足感。不過我們兩個人也都同意,只有瘋子才會那麼想。我們的兒子都可以去上很棒的學校,有很多學習、社交以及體驗生活中點點滴滴的機會。潔絲和我一樣,太清楚那種想讓自己的孩子嘗試一切可能性想法的危險。如果真的把所有的治療與學習方式,以及父母的責任全都扛在肩上,那麼身為父母的人以及他們所有的關係,很可能會被吞噬得一乾二淨。潔思很久以前就必須辭去她的建築師工作,因為她即使不把時間全部投注在兒子身上,也無法享受工作。她現在是位作家,為了兼顧三個孩子的需求,這個工作比較合適。儘管我們兩個當母親的人都因為有工作而比較快樂,但是看到其他母親用犧牲換來了不可置信的成功,也讓我們感到不安。萬一我們現在做的一切真的不夠,怎麼辦?

底線

自我照顧的範疇,比我們每天增加的活動與技能要大,也可以說是我們為自己設定的底線。我們很難為自我照顧理出一條清楚的路線,特別是初入照護環境時,我們很可能需要把整個生活調整到全變了樣。或許我們在擔任照護者之前曾經有過底線,但是人生的大轉彎,把那些底線全甩了出去。我們在提供照護協助時,其實不一定能守得住特定的底線。試想,一個即將當爸爸或媽媽的人說:「告訴你哦,週末睡懶覺對我是非常重要的事情,所以就算有了孩子,我還是要繼續在週末睡懶覺。」哈,簡直是笑話!不過這也不代表我們應該放棄所有的底線。或許這只代表過去我們會為其他人做的事情,現在我們要說不。

如果環境條件不同,而我又有選擇的權利,我一點都不想如此深入地介入兩個孩子的學校安排。但我沒有辦法在每個週末開車載女兒去參加好幾個不同的課外活動,所以她的課外活動必須要在要學校進行,不然就得和朋友一起去,而她朋友的父母還必須樂意順道接送。我不能帶著兒子處理太多雜事,因為那麼做的結果就是災難一場,我也無力承擔太多社會責任。在我們家,週末一切事情的速度都很緩慢,處理起來也比較容易。至於我的院子,雖然我愛極了自己的院子,但院子的情況卻是慘不忍睹。不論住在同一條街上的某位鄰居用多麼爽朗的語氣(如果我的表現有點小家子氣,這位鄰居的態度就會變成笑裡藏刀)批評我的前院,我都堅持自己不是女超人的事實,並強調相較於讓整條街的人開心,我的心智健康更重要。

持續工作是我堅決不妥協的底線之一,只不過守住這道底線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。支薪照護者的表現令人失望、兩個孩子讓人分身乏術、兒子找不到傳統的育幼機構,還有短短兩個小時的睡眠後就得工作十個小時的日子。但是工作讓我能夠在孩子以外的世界,探索自己的興趣。工作讓我有能力支付一些額外的協助,這樣我就不是兒子唯一的照護者,可以減少很多背負的壓力。工作讓我有餘力加入年金計畫,而這也表示孩子會看到我接受其他人的協助—我在小時候幾乎沒有看到其他人的幫助。就連走路到辦公室的四十分鐘路程,都為我的一天帶來極大的歡愉與空間感,因為中間會經過好幾條安靜的後巷以及一個綠意盎然的大公園。安靜步行時,不論是做做白日夢、聽本書或聽聽Podcast內容,都是非常美妙的機會,讓我可以享受獨處的平靜時刻,沒有孩子、沒有工作、沒有需要做的任何事情。儘管我並不清楚我們一家三口的未來會是什麼樣子,但繼續工作將一直是我生命中的首要重點,只不過對於工作的形式,我可能需要保持彈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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