編按：文國士（國國老師）的爸媽都是精神病患，在療養院一見鍾情，婚後生下了他。8歲以前與爸媽同住，但他倆最常出入的地方是國軍八一八醫院（現為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）、台北市立療養院（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的前身），遭電療、綑綁、隔離……直到他近8歲，爸媽都住進專門收容精神病友的榮總花蓮玉里分院，自此沒離開。「瘋子的小孩！」曾令他羞恥，「我會發病嗎？」是最大恐懼。但他翻寫了命運。他成為TFT（為台灣而教Teach For Taiwan）的老師。
放下「不談」的羞恥
我不曉得要如何看待他們發病時的失控，甚至不知道原來他們生病了。
譬如爸爸縱火自焚，譬如媽媽右臉上那道從耳垂到嘴角的刀疤，被我爸砍的。
有鮮明印象的，都不是我希望發生過的
8歲之前那段三代同堂的時光，我記得的盡是細碎的片段。有時爸媽會帶我去買超商的重量杯可樂，他們一人捧著一個杯子，一喝就是三、五杯起跳。在家裡的時候，他們成天抱著直立式飲水機豪飲，一大杯一大杯地猛灌，直到因為喝太多水而昏倒被送醫。
有時候在客廳裡，爸爸彈鋼琴，奶奶和媽媽擔任主唱，三個人歡樂地唱著歌。又或者奶奶和媽媽坐在客廳一角，靜靜地聽我爸發表「高見」──千篇一律是他的政治妄想。從身邊的照片，我知道父母有幫我慶生、帶我去遊樂場玩，也參加了我幼稚園的畢業典禮。但就像那些照片對我來說很生疏一樣，我對年幼時和他們一起生活過的事實也感到陌生，至少有鮮明印象的都不是我希望發生過的。
比如，他們會把我叫進他們的房間裡，要我站在門邊，看他們蓋著棉被翻來覆去，聽兩人發出喘息和呻吟聲。我不理解他們在做什麼，但是在幼稚園午休時，我會摸睡在身旁的女同學的下體。
電療、綑綁、隔離……
和他們同住的那幾年，奶奶偶爾會讓我在一樓的鄰居家過夜。有好幾次，深夜的警車和救護車鳴笛聲把我驚醒了。在夜裡閃爍的警燈下，爸爸或媽媽被五花大綁地架上了救護車，我站在鄰居家門口，望著救護車的車尾，目送他們離開。
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我需要知道。可是從來沒有人跟我說過。
小時候，每次去醫院看他們，他們跟奶奶的談話裡都會冒出我無法理解的字眼，像是：電療、綑綁、隔離等等。
有時候聊著聊著，奶奶會哭，或者發怒，有時候奶奶叫我不要聽，我始終都不知道為什麼。
「什麼是電療？」有一次，我問奶奶。
她只回我那句搪塞小人類的萬年用語：
「小孩子不要問那麼多。」
為什麼他們不是在家裡，就是在醫院？
小孩子可以不問，但感受、想像和理解是停不下來的。奶奶要我別多問，自然是出自貼心，不希望我承受太多。但她無力顧及的是，她的一片好意反倒壓出年幼的我更多困惑、恐懼和自責。
我不明白為什麼爸媽不是在家裡，就是在醫院，由於從來沒有人和我聊過父母患病的事，自然也沒有人引導我理解、疏導我的感受，陪我梳理心中的千絲萬縷。我不曉得要如何看待他們發病時的失控，甚至不知道原來他們生病了。
譬如爸爸縱火自焚的那個晚上，我在親戚家邊打電動，邊聽著大人們的對話，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。奶奶只是用一貫嚴厲的表情，告訴我：「不要多問。」
直到隔天回到家才驚覺，怎麼整個家被燒得烏漆抹黑的！從一樓大門口往上走，樓梯間黑漆漆的，進到了四樓的家，放眼望去盡是一片黑，跟火災片裡的廢墟一模一樣。
到底怎麼了？我需要知道，可是沒有人跟我說。種種的不知所措與惶恐在心裡壓抑許久，成了無人能觸及，而我終得獨自承受、持續猜疑的心理壓力，變成一種深層的不安。
又譬如，我媽右臉上那道從耳垂劃到嘴角的刀疤。某個晚上，從爸媽的房間又傳來陣陣叫罵聲、毆打聲。爸爸懷疑媽媽跟別的男人有染，打算跟她對質，卻一時失控，在她臉上留下深深的一道刀痕。她衝向奶奶和我的房間，奮力撞開了被我上鎖的房門，逼近我，貼著我的臉，她指著自己臉上的斑斑血痕，放聲尖叫：
「你看你爸做了什麼！你看！」
鬧教會、砸車子、燒房子、砍妻子……每起事件對我而言，無疑都是毀滅性的天搖地動。在每個爸爸掀起的巨震之後，伴隨出現的是眾人的無聲海嘯，吞噬我嬌嫩脆弱的童心。無論在家裡或學校，我總是坐立不安，深深覺得家人、師長和同學們都在我背後議論紛紛，卻沒人上前來關心過我。
國小的時候，有一次看到電視播報「精神病患拎著兩顆腦袋在街上閒晃」的新聞，凶嫌的畫面竟讓我想起父親，腦海裡滿是令我餘悸猶存的驚恐。那天，我躲進棉被裡哭了好久好久……為什麼這個我叫「爸爸」的人，總是闖那麼多禍？為什麼有救護車？為什麼有警察？為什麼奶奶會哭？為什麼周遭的人都用異樣的眼光在看我？又為什麼從沒人好好地跟我解釋過這一切？
這種「不談」的家庭氣氛和社會氛圍，形成了童年的我在理解、感受、想像和回應上的基礎，那就是──羞恥感。
「是那個瘋子的兒子！」
在被羞恥感籠罩的童年記憶裡，傳統市場一直是我的墳場。和爸媽住在一起的那段時期，媽媽常常一大早打扮得漂漂亮亮地上傳統市場。她從市場帶回來的通常不是食材或日用品，而盡是各種耳環、戒指等飾品。然而，帶著雀躍心情回家的她，門一開，對上的往往是奶奶的一臉愁容。婆媳之間的爭執，總會發生在她從傳統市場回來之後。那天也是這樣。
「你剛剛上哪兒去了？」奶奶沒好氣地明知故問。
「去市場啊！你看，這幾副耳環是不是很漂亮？」
不知道是沒聽到我媽的話，還是我媽的話裡總有令人不安的訊息，奶奶的眉頭鎖得更深了。
「你哪來的錢買這些東西？是不是又在市場欠錢了？」
奶奶持續逼問，在市場欠錢、鬧事的老話題，再次成為兩人針鋒相對的導火線。氣氛極凍，年幼的我耳裡盡是自己沉重的心跳聲。
「我哪有！你不要亂說話！」我媽火氣直上。「是我在市場的朋友送我的。」
她極力為自己辯駁，同時一步步朝著奶奶逼近。在奶奶身後是驚魂未定的我，我好怕哪個瞬間，她又會失心瘋地鬼吼鬼叫、摔東西，甚至對奶奶拳腳相向。
每當她的情緒逼近臨界點，奶奶就會拖著我快步躲進房間，關門上鎖把她擋在外頭。那扇門擋得住她肉身的侵犯，卻擋不住她淒厲的嘶吼聲。就像那一天的衝突。
「把門給我打開來！」
「為什麼要誣賴我？」
「誰跟你說的？我去市場揍她！」
我躲在門後聽，聽她的謾罵聲、聽她的撞門聲，聽進一切讓我膽寒的聲音，卻從來沒聽過我最想要也最需要聽到的──這個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為什麼她總是這樣？
在我的想像裡，她就是市場裡惡名昭彰的壞人。而我，是壞人之子。
羞恥感逼得我不敢去市場，總覺得自己要是去市場兜一圈，根本是白白送死。
「是那個瘋子的兒子！」
總覺得假如我從市場頭走到市場尾，一路上像一隻過街老鼠一樣被人指指點點，一張張面目可畏的臉孔在我四周交頭接耳著：「你看！他就是那個阿達阿達的小孩。」
比起暗地裡的嫌棄、嘲諷和噁心，大太陽底下的餘光和耳語更令我感到不堪。我低著頭，在心裡吼叫著：「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們在想什麼、說什麼！」
市場裡的攤販，從賣魚的、賣菜的到賣生活用品的，一定都覺得我的錢很髒，我的人在發臭。「他是要來幫他那個瘋子媽媽還錢的嗎？」這是他們心中永遠的嘲弄和質問吧。傳統市場無庸置疑的是幼稚園的我最討厭、最害怕去的地方。只不過現在回想起來，我也不確定在我小時候，市場裡真有人如此不友善地對我嗎？還是我自己的想像？我能確定的是，父母發病時狂暴的行徑以及周遭不談的氛圍，讓我備感羞恥。這份羞恥感向外延伸，讓年幼的我不安地對外人築起防衛的高牆。
沒有人應該感到羞恥
因為父母發病而起的種種往事，讓我見識了暴力，嘗盡了羞恥。我的身體從未遭受暴力的直接侵害，但心靈飽嘗了對暴力的恐懼以及羞恥感的折磨。
回頭看看自己早期的生命經驗讓我明白，我們對過往事件的記憶不是像文書資料被放入檔案櫃那樣，一旦歸檔就無法改變。我們記憶事情的方式更像是捏黏土，同一塊黏土在不同的時候去捏，能捏出不同形狀；對同一件事情的記憶和理解，隨著我們心境的轉換，是可以不斷被翻寫的。
對現在的我來說，父母罹患思覺失調症是份厚重的禮物，絢麗與灰暗交疊的祝福。但小時候的我，有好長一段時間都處在父母患病的不安與羞恥之中，但會有這種感受，其實更和周遭的人們如何回應有關。如果在每起事件之後，我周遭的大人，不管是家人、鄰居或師長，能給我更多解釋和陪伴，我想會沖淡我心中的不安與羞恥許多。至少我會知道，原來這一切都不是我的錯。
這一切，都不是誰的錯。
我們不是都說「家家有本難念的經」嗎？思覺失調症這個生命課題，確實讓全家人活在各種苦楚之中，家中的成員在不同時期都曾依著自己的角色，承受難以向外人說明的苦楚。但誰的家都有苦楚，都有辛酸處，誰的家都有對愛的期待、滿足與遺落，我只是在「父母患病」的這個版本下，修練關於愛的課題，加深對人的理解。
而在我的理解裡，精神病的病友和家屬會懷疑自己是不是做錯了什麼，很多時候會有羞恥感，原因其實不是病痛，而是我們「不談病痛」。
現在的我可以斬釘截鐵地說，不管是罹患思覺失調症的病友或是病友的親屬，沒有人應該為這件事感到羞恥。可是我自己也是在走過童年的不安、青少年的叛逆和甫成年的混沌後，才在一次次崩壞和重建的撕裂跟自我療癒中，漸漸體會「不談」與「羞恥」之間的關係。這也是我選擇要談的原因。
那些成人選擇不和小孩談的事，原因不一而足，善意的、惡意的、不經意的都有。而我猜想很多時候是身為成人的我們也不知道該不該談，以及怎麼談，畢竟現在的成人都曾經是小孩。
有人不談，是出於一己的無知、無情和無禮。但我相信有更多人之所以不談，是因為在「愛」裡，不知如何面對。想訴說的人擔心自己的坦誠招來廉價回應；願意聆聽的人忘了傾聽就是同在，同在就能給出力量。
現在回想起來，我很感謝一路上的好朋友。他們沒給建議，因為答案終究得靠自己去試探。他們付出了時間，傾聽我，溫柔地陪著我，這是最珍貴的支持。
去談吧！不管它是什麼事情，去談了，才有機會放下由此而生的標籤與包袱。唯有如此，我們才能從鬼影幢幢的虛耗中解脫，也才有機會看見它替自己開出的生命課題，以及在那背後可能的理解和開闊。談它，才有機會帶來更同理、更友善的環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