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沒有參加社團，我還會是現在的我嗎?我很懷疑。在四五十年前讀書的那個時代，一直到高中，我的生活經驗裡，才首次出現「社團」這個名詞。當時，是被相中選為學校儀隊。這對經常同手同腳走路自己絆倒自己的我而言，簡直是個駭人的消息！於是，走進訓導處找負責社團的老師商量:「我可以為你做牛做馬，就是不能當儀隊，會貽笑大方啊!」我還記得當時老師像哈利波特裡的霍格華茲分類帽般地說:「看妳雙眼慧黠，口才辯給，就去校刊社吧!」於是，走進影響我一輩子的文青歲月。
在校刊社裡，總不乏才氣橫溢思想新潮的學姊。猶記得一位學姊教我警覺記者隱藏在文字背後的秘密：「妳看這則新聞這樣寫:『我國籃球賽獲得亞洲第三名。』讀者看了，覺得成績很不錯，可是，有可能只有四個隊伍參加比賽，所以，另一個報社，可能是這樣寫：『我國參加亞洲盃籃球賽不幸僅獲倒數第二名。』兩則新聞，讀後感受完全不同，卻是報導著同樣一件事情，也並非捏造事實。」當時腦袋一再被刺激翻轉，至今難以忘懷，也養成我對媒體的質疑習慣。
也因為編寫校刊的需要，我曾寫信給名作家引號大師林良(子敏)和詩人羅青。以書信往來，完成了一篇又一篇的作家訪談紀錄。
大學新鮮人更是在眾多社團裡遊蕩到迷失了方向。彷彿禁錮多年的靈魂被野放開來了，只要與課業無關的資訊與活動，求知若渴到事事都想參與，夜夜都在社團流連。於是，我參加了幼幼社(想要為資源缺乏的孩子做些什麼)、國醫社(想要揭開傳統醫療的神秘面紗)、吉他社(因為愛唱民歌，嚮往民歌手邊彈邊唱，好不瀟灑)、攝影社(想滿足對照片與暗房的癡迷)、詩社(雖不會寫詩，不過聽說學校怪人都在此社)、校刊社(純粹是因為有高中編輯的經驗，被學長說服)。
可以想見，大學第一年，我幾乎沒有讀書，天天穿梭於不同的社團間。結果，吉他沒有時間練習，因此跟不上進度，便羞於到社團；國醫社在一次拔罐練習中，不小心讓空氣跑進罐裡去，把同學的手臂燙成一圈，我終身愧疚，無臉再回社團；攝影社在眾多社團包夾中，只去過三次，便無疾而終。最後留下幼幼社、詩社與校刊社。幼幼社讓我這都市聳，得以有機會親近鄉村與山地，也第一次有機會接近眾多的小孩，對二十歲左右的青澀年輕人而言，這些都是挑戰。詩社的學長，帶著我們閱讀書寫，更領著我們看各個名家的電影，在電影與詩作的討論中，從基層人生的悲苦與無奈到有醜陋也有美妙的人性，既黑暗又光明的政治，權力的、慾望的、種種絢麗的、震撼的觀察與對話，均成為我日後吞吐之間的滋養。
一直到大學快畢業前，班上一位愛鳥的同學，糾集我們幾位好朋友，希望在學校創立一個新社團，叫「野鳥社」。那一年，是我的賞鳥年，我們作筆記，從鳥店開始細細品味一隻隻鳥的鳥喙羽冠腳趾。而後大家人手一只望遠鏡，近探澄清湖遠征墾丁，開始成為鳥人。我紀錄了上百種鳥的觀察筆記，在進入疲累的實習醫師階段前，告別了賞鳥的日子，那時我才剛開始從賞鳥要進到聽鳥的層級，而我們的「野鳥社」，也因被校方嫌名稱不雅，改為生態保護社正式成立。
本以為離開學校，進入職場，便告別了社團人生，不料，卻是另一番風景。那是在離開了醫學中心之後，因為參加了高雄南風劇團與高雄婦女新知協會合辦的女性教習劇場，領略到劇場的魅力，更從女性詮釋故事的方向，看到因為在白色巨塔裡，被隔絕多年，對我而言陌生至極的女性宿命與掙扎。
爾後，我在婦女新知協會裡，擔任理事，乃至理事長，面對一樁樁性侵案件，一個個家暴受暴婦女，許許多多在家庭中沉浮的靈魂，試圖掙脫枷鎖的低泣或吶喊。我開始理解在醫療上許多看似沒有義意的身體抱怨，其實透露的是心靈的病痛。
因為婦女新知，我們一群朋友更合資開了南台灣第一家女性書店，透過書店裡的繪本，我開始進到學校與老師分享繪本，更開始在書店裡跟孩子們講繪本故事，也與父母分享孩子的故事。
如今，我們一群重視孩子權益的大人組了「還孩子做自己行動聯盟」，便是希望與孩子習習相關的教育和教養議題，能脫離保守傳統，有更寬闊多彩的可能。
我的人生啊！根本是與社團糾纏不清的一生啊！即使在公園裡，悠閒地散步著，我都會看到東邊飛來的是樹鵲，西邊站在樹梢來過冬的是紅尾伯勞啊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