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《別讓孩子繼續錯過生命這堂課》一書中，我提到了法國的哲學教育傳統。法國的中學生一定要學哲學，從哲學課中學習思考、判斷及如何說明自己的思考邏輯與判斷依據。考大學的時候，他們的高中畢業生必須回答像是：「所有的信仰，都和理性相違嗎？」或「沒有了國家和政府，我們會變得更自由嗎？」這一類的問題。
你不覺得，像後者這樣的題目──「沒有了國家和政府，我們會變得更自由嗎？」正是今天台灣年輕人迫切需要去了解、去思考的？你和國家之間的關係究竟是什麼？你又如何認知」自由「呢？更進一步，也才能夠討論，這個國家是」台灣「還是」中華民國「會不會影響你和國家之間的關係呢？由誰、用什麼樣的方式管理政府，會如何影響你的自由？
這些問題，有幾個台灣的高中畢業生有能力思考？別說高中畢業生，恐怕問新科立委林昶佐，他都回答不出來吧？和別人的社會比較，在基本思考力上的巨大集體差距，為什麼我們不擔心呢？
我們這個社會擔心的，從來不是孩子會不會思考；看到法國這樣考高中畢業生，我們擔心的卻是：這種題目如何打分數？ 要怎樣才能在回答這種考題時得到高分？ 還有出這種題目，要如何防範閱卷老師打分數不公平？
在這裡反映了台灣教育體系裡另外一件可怕的事，那就是我們對待老師的態度。這又是女兒去了德國，對應、對照後給我的深刻感慨。台灣的老師比德國的老師辛苦百倍，台灣老師在這個社會上得到的尊重與信任，卻遠遠不及德國老師。一方面，我們賦予學校、老師很大的責任，認為孩子的學習主要是在學校裡進行，孩子能學到什麼，都是老師要負責教他們的；但另一方面，實際上我們又用各式各樣的方法限縮老師的權力。
在這件事上，德國和我們徹底相反。德國的中學老師，不負責學生的學習，他們的角色，毋寧是學生自我學習過程中的指導與幫手。中學生學到什麼、學了多少，是他們自己的責任，不能賴給學校、賴給老師。學習主要的現場，是學生的自主生活，不是學校，所以不會要將學生長時間留在學校裡，老師同樣也就不必一直待在學校，上無窮無盡的課。
老師責任很少，但相對地，老師得到的權力卻很大。德國的中學也用課本，但女兒上的課，有的一整學期根本沒有翻開過課本。老師有充分的權力決定要用什麼教材教學生。德國的中學也考試，每個老師自己出自己的考題，從來不需要去顧慮別的老師、別的班怎麼考。考試當然也打分數，同樣，德國老師有完全的權力照自己的標準打分數，不用管別的老師用什麼標準打分數。
德國老師打的分數，只對自己的學生，也就是被打分數的人負責。考完試打完成績，老師會在課堂上對同學們解釋，為什麼這樣打分數、為什麼這個人得２，那個人得３。得３的人可以在課堂上和老師討論，主張自己應該得２才對。也許老師就被他說服了，願意將他的分數提高為２。
想想在台灣，我們願意給老師這麼大的信任與權力嗎？相較於德國的老師，我們的老師得到的待遇，多麼沒有尊嚴！整個師生關係的理念源頭，就是不信任任何一個個別老師。老師怎麼可以不教課本內容去教別的？老師怎麼可以自作主張有自己打分數的標準？所有的制度設計，目的在於取消老師的個別性差異，將老師變成一體的、同樣的教學機器，不能和別的老師教得不一樣，不能出和別的老師不一樣的考題，更不能和別的老師改出不一樣的分數來。
可憐啊，被如此對待的老師！更可憐的，我們要如何期待被剝奪了尊嚴、剝奪了個性的老師，能夠教出有尊嚴、有個性的下一代？ 教育體制先取消了老師獨立思考、獨立教學的空間，又怎麼可能教出能思考、能獨立判斷的下一代呢？
《勇敢地為孩子改變：給台灣家長的一封長信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