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女兒李其叡，提早離開了台灣的教育現場，甚至沒有念完國中，十四歲、不滿十五歲就去了德國。透過她，我一直意識到「提早」這件事。走的那一年，她所有的同學正升上國三，無從選擇地當了「十二年國教」的第一年試驗品，是試驗品，也是犧牲品，就算離開了，李其叡身上仍然無法不帶著這個身分所留下來的傷痕。
她忘不掉升上國二時的詭異氣氛。大家都在討論「十二年國教」，討論「十二年國教」時，每個人都一定會提到「免試升學」，可是在學校裡，從校長到老師到家長，從早上到放學，瀰漫在空氣中的，明明就都是「考試」。
或許是受到我的長期感染吧，這個女兒在一件事情上最像我──極度厭惡虛偽，對於表裡不一，說一套做一套的人與事，格外沒有耐心。然而，那一整年，幾乎每一分、每一秒，她都被迫處於集體的虛偽狀態中。她從小是個喜歡上學的人，家中沒有別的孩子可以和她作伴，上學讓她可以交朋友，她重視朋友、在乎朋友。但那一段日子裡，從學校回來，她經常帶著激憤的情緒。使她憤怒的，不是同學、朋友，是她看到的大人毫不掩飾的虛偽。
「你們怎麼能一邊說人人有高中念，說『十二年國教』是『免試升學』，一邊卻一直逼我們花更多時間準備考試？ 為什麼『十二年國教』的重點不是告訴我們高中教什麼、學什麼，而是如何考試？ 」面對她怒氣沖沖的質疑，坦白說，我完全無力，無力回答、無力解釋，我能做的只是半開玩笑地提醒：「別說『你們』，和我無關，是『他們』！」
但我真的有辦法撇清，和「他們」徹底劃清界線嗎？她口中的「你們」，我知道，指的是這個社會的大人們，「你們」怎麼能做得出這種明明不合理，明明違背原則的事情？ 我深深心疼，一個十三、四歲的孩子，如此對大人失去了信心。我該跟她說：「這世界本來就這樣，一個人說的和他做的本來就常常互相違背的嗎？ 」我該讓她那麼早就變得如此世故，那麼早就不相信「正直」、「誠實」、「忠於原則」這一類的人間美德嗎？
我在《別讓孩子繼續錯過生命這堂課》書中回顧、簡述了女兒到德國考學校、決定出國的經過，不過一直到今天，我依然不是那麼確定，促使她違背原本在心中對朋友要一起畢業的承諾，國二暑假就出國的因素中，究竟是「逃避考試」的成分大些，還是「厭惡虛偽」的成分大些？
她不是個沒經歷過考試的孩子，剛好相反，從小念音樂班的關係，她考試的經驗比同年齡的人，豐富太多了！ 她自己曾經屈指比較過，一個跟她同年齡的人，例如像是和她一起混大的張容（張大春的兒子），生平第一次入學大考，就是考高中。而在張容考高中之前，其叡已經考過小一光仁音樂班入學考試、小三台北市公立小學音樂班聯招、國中台北市音樂班聯招、科隆音樂院入學考、漢諾威音樂院入學考、柏林音樂院入學考、慕尼黑音樂院入學考。
她知道入學考試是怎麼回事，尤其是再熟悉不過台灣的入學考試是怎麼回事。她考很多次了，而且她還有德國考試的經驗做為對照。
她太了解在台灣是怎麼考試的。音樂班術科考試，永遠千篇一律是抽籤抽出的大小調音階、琶音、終止式，加上一首簡短的指定曲，再加上一首自選曲。自選曲完全沒有範圍，從巴洛克到古典到浪漫到現代，什麼都可以選。看起來那麼寬廣的自由，但多麼神奇啊，最後大家「自選」選到的曲子，卻會有很多重複，甚至有的曲子同一個班，就有三、五個人選。
那不叫做「有志一同」、「英雄所見略同」，而是考試與評分方式所決定的。不管選的是什麼樣的曲子，考試中永遠只聽頂多三分鐘，更可能是兩分鐘或兩分半鐘。一定要有能夠顯現技巧難度的，才有可能得到較高分。於是很簡單，所有的行板、慢板、緩板樂曲就都先排除在外了。一個音樂班的學生，從小學念到高中畢業，沒有練過任何慢板樂章，非但不是不可思議，甚至是普遍存在的現象。手上從來沒碰過慢板樂章，這樣的孩子要他們怎麼能對奏鳴曲式有深入的了解呢？
再來，整首曲子在演奏技巧上不夠難的，也都不在選擇之列。不只如此，技巧難度高的段落出現在樂曲較中後段的，也不能選。最理想的曲子是快板，而且從一開頭就能顯現技巧難度的。原本廣大的樂曲範圍，一下子就縮到很小、很小了！
像這種入學考、大考最可怕的地方在於，因為太重要了，必須專心準備，不能分心去做其他事。對音樂班考術科的孩子來說更可怕，不只不能做別的事，甚至不能做別種準備。讓李其叡極度沮喪的，是國三一年她又要再度面對那樣的掙扎──要像其他「正常」的同學那樣練琴嗎？國三「正常」的練琴方式，就是選定一首比自己既有程度難一些的曲子，一整年只練那首曲子，而且甚至不是練好整首曲子，而是只練前面的段落，頂多到五分鐘左右的地方。用這種方法，讓那五分鐘的音樂盡可能完美，來爭取高分。
一整年困在那五分鐘的音樂裡！那是多麼可怕的侷限！痛苦的還不只如此，李其叡的老師、李其叡自己，都不認同這樣的考試與準備方式，老師會給她新的曲目，陪她練不一樣的曲子，她自己會想要不斷地擴充音樂上的能力與理解，然而學校的環境，卻會一直將她拉回來，讓她意識到自己不是個「正常」的學生。
啊，神奇的考試制度使得一個想要努力學好音樂的孩子，在學校裡卻成了「不正常」的怪人？對李其叡來說，還有另外一份煎熬，她希望自己能看得開，但哪有那麼容易──用這種方式考試，根本考不出真正的程度，很多從來沒那麼認真、那麼好的學生，靠著拚命練五分鐘音樂就能得到高分。相對地，繼續練習整首樂曲的學生，卻很可能因而在分數上被懲罰。
她小學考國中時就確切發生過這樣的事。大考前最後一次模擬考，找來的幾位老師打出讓班上都跌破眼鏡的成績。原本被認為程度好的，尤其是因為程度好而選了比較特別曲目的孩子，都拿到了不好的分數；相對地，一心一意就只練三分鐘、五分鐘音樂的孩子，得到了較高的分數。
那對李其叡真是個震撼。一來發現如果大考得到這樣的成績，她恐怕就考不上師大附中了。二來發現考試的結果，真的可能和平常的演奏能力有很大、很大的差距，考試真的不是用來檢驗能力和程度的。
她痛恨自己這樣計較和別人的分數高下，但她卻又實實在在對這樣的分數感到不平，對這樣的考試感到虛偽不合理，她騙不了自己。
術科如此，所謂的「小三科」也沒好到哪裡去。算她倒楣，平常難免受到老師和爸爸的影響，她很清楚那樣的考試內容，和學好音樂所需的知識，有多大的差距。她小學四年級學的「相通拍」就已經超過她老師一輩子曾經演奏的曲子範圍，也超過我一輩子讀過的所有樂譜範圍了。換句話說，那是根本和孩子演奏、聆聽、理解徹底脫節的東西，但他們不能不學，因為考試可能會考。配合考試而學，不是為了理解音樂而學，那樣的東西變成自己獨立，純粹為了考試而存在的。學會了、得了高分，完全無助於一個孩子在演奏、聆聽、理解音樂上變得更好。但這樣的現象在台灣教育制度中無所不在，見怪不怪。
我想與其說她不願再經歷一次大考，毋寧比較是她不願再經歷一次和準備考試有關的質疑、掙扎。她怕了，不願再讓自己每天那麼痛苦，每天那麼憤怒，每天要花那麼多力氣假裝看不到、感受不到這一切的不合理。
她不是被考試逼離開台灣的，更準確地說，她是被台灣教育明顯的、公然的不合理，明顯的、公然的虛偽說謊給逼走的。
《勇敢地為孩子改變：給台灣家長的一封長信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