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所以會在出版了一本談台灣教育的專書之後，又持續不懈寫下更多相關內容的文字，因為我清楚感覺到將這些想法寫下來的動能，日日在我心中衰退，如果不趕緊寫，過了這段時間，我大概就不會再寫了。
《別讓孩子繼續錯過生命這堂課》的新書分享會上，主持人、時報出版總編輯余宜芳，問了一個我最怕的問題：「為什麼台灣教育改不了？」怕，不是因為我沒有答案，剛好相反，因為這麼多年累積的經驗與思考，給了我罄竹難書，講不完的答案。我開玩笑地回答：「這問題的答案可以再寫一本書，而且很快就可以寫完。」
其中一個答案是：改革需要時間、需要堅持，但沒有什麼人能保有持續的教育改革動機。最迫切希望改革的，往往是有孩子正在上學的家長，這種人對當下的教育有最深刻的體會與認識，但不幸地，他們卻也是最沒條件提倡改革、推動改革的人。很簡單啊！ 孩子在這個體制裡，幾乎就像是人質一樣，即便是自己很勇敢、很有理想性格的人，你能冒著讓孩子受害的危險，去衝撞教育體制？
那就等孩子離開教育體制再衝吧。有可能嗎？ 一來，孩子離開了，你就不會再感同身受這套教育的荒謬，很難維持那樣的臨場感；二來，你心中難免有理直氣壯不起來之處，畢竟孩子在體制裡時，你做了那麼多年的「共犯」，你也被迫牽連成為這體制的一部分了。
於是現實上，有感受、有資格厭惡這套體制的人，不能發聲、更不能衝撞；等到沒有直接利害關係，人質獲救出來了，原本很有感受的人，也就失去了持續關心教育的動機，自然一併消失了要求教育改革的動能。
這段時期，我處於一種特殊的狀態下。我自己的孩子提早離開了這個體制，轉到德國求學，兩年來，我每年有將近一百天的時間在德國，重溫本來差不多忘光了的德文，並接觸、觀察、思考我原本徹底陌生的德國教育現場。我將之視為女兒給予我的生命機會，原本不存在於我人生計畫中的機會。是的，台灣教育體系裡沒有我們家的人質了，但女兒還繼續在受教育，所以我生活中還有夠多的教育議題刺激。
我覺得有責任把握這難得的機會，想清楚，並表達清楚一些事。但我心中又很明白，想清楚、表達清楚相對容易，但要維持力氣繼續思考、繼續表達，不生出「我幹嘛啊」「不如去做些更有意思的事吧」的念頭，比較不容易。
所以要搶在這些念頭使我不願再想、再表達之前，盡量不受干擾，也就是不理會其他人反應地多寫一點。或許可以因為這樣，撼動這個社會上一些恐怖、僵化的教育觀念。
二十多年前剛回台灣時，「教改」運動正在起飛，許多推動「教改」的人都是相識的朋友。我一度也熱衷參與討論，但很快就退出實際的行動。最大的原因是我對台灣社會的看法，遠比他們悲觀的多，沒有辦法真心地擁抱他們的計畫。
他們相信可以用制度來改變觀念，所以將注意力都放在如何設計制度上。我不相信，我相信觀念會扭曲制度。根本的辯論、根本的差異在，我認為如果不能勇敢地嘗試改變社會觀念，尤其是家長的觀念，什麼樣的制度都不可能達到原本期待的結果。他們不覺得要挑戰家長根深柢固的排名、競爭心態，我卻認為要有改革的效果，非得從這裡開始不可。
二十多年後，「教改」在這個社會上竟然成為罵人的髒字眼，教育上出任何問題，很多人理直氣壯就賴給「教改」，痛罵當年主張「教改」、推動「教改」的人。能不能讓我們先弄明白一件事：「教改」的錯錯在哪裡？究竟是錯在「改了」，還是錯在「改不了」？如果是前者，意思是這些人的計畫錯了，他們成功地推動、實踐了他們的計畫，我們今天教育的問題，是在承受他們的錯誤。如果是後者，意思卻是這些人根本無力真正實現「教改」，今天的教育不是他們當時設計改革時所要的，他們的錯，錯在失敗，沒有確切完成改革。
容我誠實說，我看到的，明明就是後者！「教改」的錯，不是改錯了，而是根本改不了。二十多年下來，表面上制度改了很多，但骨子裡以考試為主、排名競爭、不問教育目的、不尊重個別差異的性質，沒有改變。這哪是當年「教改」要追求的教育？我們可以指責「教改」沒有改，卻沒有道理罵這是「教改」改壞的。
弄清楚這件事再重要不過。第一，台灣教育的困境，不是因為「改」，而是「沒有改」。改皮毛，沒改內在，製造了表裡不一的虛偽，同時弄成了目的與手段脫節的四不像。所以要解決教育問題，絕對不是像有些人高喊的「不要改」、「不能再改」，視「改」為畏途；而是要真正改，勇敢地主張不只改外表，還要改內在。
第二，所以也不要習慣地、方便地把責任都推給「教改」。使得「教改」失敗、推不動的人是誰？ 二十多年前我這樣認定，二十多年後我還是這樣認定─只知道考試、排名，只懂得標準答案，卻完全不懂什麼是個性、什麼是差異、什麼是自我的那些社會成員們。「教改」要改的，不是老師、不是學生，最主要的對象應該就是這些人，不改他們、不敢改他們，是「教改」失敗的首要理由。
《勇敢地為孩子改變：給台灣家長的一封長信》
